昨天是“五四运动”103周年的日子。
1915年9月15日， “新文化运动” 藉《新青年》杂志创刊正式上路，之后在核心阵地──北京大学扬威。陈独秀、胡适跟蔡元培校长是启蒙先锋。
1919年5月 4日， “五四运动” 也从北京大学出发。
蔡元培将“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新思潮比作洪水，“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彷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
后来的“五四运动”更是是翻天覆地、排山倒海！
因为一战后1919年的巴黎和会，由美、英、法主导，中国名义上是战胜国，要求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之主权却被列强所拒，反将德国鲸吞青岛、山东的利益转送给日本，“公理战胜强权”是谎言，中国被压著出卖，引爆“五四运动”。
陈独秀摇身一变，成了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新文化运动”启发了精英阶层在先，为新思想、新理论打造了平台与渠道，更积蓄了能量，这才加强并扩大了 “五四运动” 的爆发力。
其实“新文化运动”常被视为“社会上层精英的飨宴”，聚焦在文化精英阶层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圈子。
以当时中国的情况，知识群众所占的人口比例低微，“新文化运动”根本无法深入民间草根群众，无法拥抱工农社会阶层。
《新青年》杂志的发行量开始时是一期一千册，高峰时期曾一期印刷一万五千份，那已经最了不起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蔡元培、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对青年学生与城市知识份子产生相当显着的影响，然而，要改革旧中国，要把封建旧文化、旧礼教打垮却怎样都无法真正把绝大多数蒙昧的民众唤醒。
“五四运动” 不同──
它是一场反列强反强权吞噬公理和侵占的爱国运动、民族运动，它规模空前，席卷全中国，还加上一开始就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爱国救亡口号，各阶层群众投入其中，极尽悲壮激昂。
像陈独秀、李大钊等健将，皆纷纷转移到风口上，走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政治路线，志在结集与引领广大底层百姓，焦点已经不再局限于青年知识份子阶层的文化、文学、思想改良运动。
胡适重复批评“五四运动”的民族主义阻碍、中断了“新文化运动”。
与其说“五四运动” 切割了“新文化运动”，不如视之破坏与异化了“新文化运动”，破坏与创新必经过一个异化的过程。
于是乎──
李敖说：五四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于是，很多很多优秀的知识份子终于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中被政治卷走，陷身在集体主义与信条主义。不管是撑船的还是弄潮人，没被击沉于政治波涛中的仅占极少数。
异化的过程目击到一个现象──
集体政治的党性蒙蔽“新文化运动”的许多倡议和主张，甚至绑架了个体的灵性和觉醒。
05-05-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