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也终结中国历时两千多年的中国帝制，可是，进入“民国政府”年代，最先迎来的却是军阀割据的混战时期，袁世凯是超级军阀，孙中山被挤掉，由他统治，这是“北洋政府”之上半场。
袁世凯一死，“北洋政府”进入下半场，没了第二个一柱擎天的袁世凯，顿时分化，北洋军阀之皖系、直系及奉系争夺北京政府的控制权，你方唱罢我登场。
军阀统治既由枪杆子决定权力，也就由枪杆子指挥一切，动用武力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整个秩序根本就是无秩序，赤裸奉行丛林法则……但也有个例外，北洋军阀统治者相对而言，对知识份子的笔杆子还是比较宽容的，对思想、言论及教学自由儘量克制，少作干预打压，对公共舆论是既敬畏又忌惮。
话说1925年11月底，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藉国共合作之力发动“首都革命”群众示威游行，本来矛头直指“军阀卵翼下之卖国政府” ，呐喊 “驱逐段祺瑞” 等等，不料隔天变调成“打倒晨报”，把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构陷为 “舆论之蟊贼”，疯狂袭击及纵火烧掉《晨报》报馆！
军阀的形象向来粗暴、野蛮、肤浅，火烧报馆这事引起极大迴响，有人严责这是任何军阀都不敢干的事！有人质问怎么一场爱国救国的群众醒觉运动会演变成恶劣的暴力盲动？一个若没宽容思维和风气的社会，那必然异化为冷血残酷的社会！ “国民革命” 四字，到底代表的是甚么东西呢？
批评声中，曾在多间大学担任过法律和政治系主任的着名海归派学者燕树棠讲得透彻，他发表的《爱国运动与暴民运动》，直接抨击有一派主张激烈的人假借几次国民大会的名义，利用青年报复的心理，买动城中无业的匪徒，乘政治变动的时机，达到他们扰乱治安，制造恐怖的目的;这种暴民运动破坏社会生存的基础，不减于军阀土匪的行动。
徐志摩做的事其实是把“中国如何看待苏俄”当作必须迫切摊开来拷问的现实问题，这问题“始终是不曾开刀或破口的一个大疽。里面的脓水已经积聚到不可再淤的地步，同时各地显着与隐伏着的乱象已经不容我们须臾的忽视”，“少数有独立见解的人再不应用理智这把快刀，直剖这些急迫问题的中心，我怕多吃一碗饭多抽一枝烟的耽误就可以使我们追悔不及。”
其时，歌颂苏俄，把莫斯科想像为政治理念之天堂是知识界的主流意见，明知风向这么吹，《晨报副刊》主编徐志摩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少数有独立见解的人”，用理智的快刀直剖这问题的中心，代价是，他被标籤为反对联俄的“舆论之蟊贼”……
儘管有自己的主张和倾向，徐志摩主持的舆论平台是两边的言论稿子都刊载，并非一边倒……《晨报副刊》还特地开闢“对俄问题讨论号”专栏，在50多天波澜壮阔的论战中，反苏俄的一方显然占了上风，这对热血奔腾的革命派，对直奔救国理想的进步人士，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乎，推翻“军阀卵翼下之卖国政府”跟“打倒晨报”口号成了等义词，把报馆也放把火烧了！
《晨报副刊》复刊之后，“苏俄仇友”的论战告终，但徐志摩发表声明说，大火烧不了他心头无形的信仰，《晨报副刊》以后选稿的标准还是原先的标准：“思想的独立与忠实，不迎合照旧不迎合，不谀附照旧不谀附，不合时宜照旧不合时宜。”
火烧报馆后，在1926年7月，徐志摩好友胡适也踏入苏联，亲历莫斯科的体验让他感觉苏俄新政带来巨大的“新的兴奋”，还跟友人提到自己跟徐志摩16个月前访俄游记之感想不同：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胡适的莫斯科之旅让他对共产主义转为好感，且由衷钦佩苏俄新政，这个时候，徐志摩还跟胡适有过争辩，不少后来的学者认为，对苏俄的问题，徐志摩比胡适觉悟得早，胡适直到1934年下半年才开始看清楚，并且改变了看法。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胡适稱得上是一位言行一致的真正实验主义者，讲究小心求証，坚持要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认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在《晨报副刊》热火朝天的苏俄问题大辩论期间，胡适并没参与，他对徐志摩的观点多不认同，事后两人也争论过，还说：“志摩，只要我们肯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但是，胡适不支持徐志摩并不影响他对追求自由信仰和原旨的堅定，他对高举自由旗帜的斗士，却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之愤恨与鄙视！
火烧报馆的事却在一件事情上在在突显胡适精神思想最彌足珍貴的亮點！胡适精神思的亮點從他寫給新文化、五四运动统帅兼挚友陈独秀的一封信充分折射锋芒，直到今天，依然视之耀目──
独秀兄：
前几天我们谈到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我的意见，你问我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这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
你我不是曾同发表过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争自由的宣言》，1920年8月）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绝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唯一的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也知道你们主张——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
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在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个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实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与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眼界。我是不会惧怕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