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朝将广袤的领土分封出去，保留中央政权辖区，各封地就是诸侯国。诸侯国跟诸侯国战斗，各打天下，弱肉强食，争霸称雄，演变成强势诸侯把周王室政权架空，最后瓦解了分封制，经历春秋，再到战国时期的公元前256年，周因出兵伐秦，反被强秦所灭。
春秋时期，天下大小诸侯国估计有140至170个，杀到战国时期，除 “战国七雄”──秦、楚、齐、燕、赵、魏、韩之外，还剩有不下30个其他诸侯国。
诸侯国的君位基本上是父子相承的，王权可以沿袭，但是，治国才干却不能；踫到烂君主，顷刻之间，一个诸侯国就告灰飞烟灭。
春秋五霸的第一位中原霸主是齐桓公，公元前679年，桓公与各国诸侯在甄地会盟，被推选为“一匡天下”的盟主！
之所以能在逾百个国家疯狂厮杀中脱颖而出，拔得头筹，齐桓公靠的是“华夏第一相” 管仲，除了 “仲父” 管仲变法，还大大得益于他长期推出的种种招贤创举，把齐国打造成人才最为鼎盛的大磁场。
齐桓公为向天下表明他招贤纳士的决心，在宫庭前燃烧一把大火炬，准备昼夜接见向他投奔的才俊。有关齐桓公求贤的事迹甚多，他还持续探讨如何加大力度，建设进贤制，甚至还特派许多人携带物资周游列国，任务是“猎人头”，引天下人才为齐国所用。
齐桓公曾为了拜访一名叫稷的布衣之士，一天之内竟三顾茅庐，最后是五次登门才见到，齐桓公认为，士可以因为轻视爵位俸禄而轻视君主；但君主绝不能因为轻视士而轻视霸主之业！
齐桓公是齐国国君，大有权势，对方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不只如此，此人看轻功名利禄，连带国君也好像没放在眼裡。齐桓公的解说非常到位，他认为，如果此人的国君轻视霸主之业，自然大可看不起有才华的士人，这位稷先生纵然轻视官职俸禄，但是，我岂敢轻视霸主之业呢？（这件事让天下极棒的精英非常感动，很多投奔了他）
这就是“资源配置”，即使一国之君，即使继承了权力，并不等于就有扶植、巩固与强化权力的能耐，还需要方方面面的 “资源配置”，特别是人才智库，否则就空谈霸业，连手中的权势，也可能灰飞烟灭于顷刻。
国君齐桓公看才华洋溢之士人，看到的是他想望中的霸主之业，看到的是价值的利用与目标，并非身分之尊卑贵贱。
人与人之间的“资源配置”讲得难听，就是“互相利用”，彼此存在着契约关系。既然如此，契约基础应该在价值利用的互惠，不含身分之尊卑。
主子跟奴隶的原始关系并不存在实质的契约，奴隶形同主子的牲口，要留活口干活，还是要宰、要杀、要卖……并无商量的馀地。
当然，这样的原始体系与制度早就灭绝了，可谁能说文化意识上的“奴隶性”皆已成为灰烬？
在东方文明进程中，始于公元前770年的春秋战国时期讓周朝奴隶制的统治秩序逐步解体，然而，现代人类社会的尊卑贵贱之不平等依然比“人人生而平等”更加“现实”，统治与被统治、役使及被役使往往只是奴役手法及被奴役的形式与时俱进罢了。
春秋战国时期，被视为天下智囊的士阶层从草根冒起，门客、谋士、辩士、军师，等等跟君王将相互为谋，他们合作的径道、形式、境界，甚至造化儘管迥异，但有契约关系。
士阶层精英们择良木而栖，择明主而事，这是智谋和权力的配置的互惠交易，哪裡有最合适的平台能让自己的才情配置出最大的回报，最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往那磁场去，士无定邦，直奔理想，大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周游列国14年的孔子就非常牛地说过：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
既然如此，诸多游士放眼“治天下”，以天下为己任，不拘于特定国界，并不那么“我的祖国”，不论出生哪儿，军阀模式的诸侯国无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差别并不大。
前面所提的齐桓公志在天下霸业，他招贤纳士的对象不限于齐国，是天下诸侯列国，而纷纷直奔理想，涌往齐国的顶尖精英也来自四面八方，这是共襄盛举的“资源配置”嘉年华！
可是，在此同時，“士为知己者死”依然是個道德的制高点。
春秋剌客专诸刺杀吴王僚，豫让刺杀赵襄子及战国聂政刺杀韩相侠累（韩傀），都在“士为知己者死”的道德制高点上被赞颂为壮烈、英勇、侠义、伟大！
他们报答的对象都是政治权贵──
一旦对自我身分“自惭形秽”，仰视公子卿相，受感于对方屈尊降贵，彼此间的契约关系就必然失衡。
对方既是政客，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处心积虑在极致利用，自己却“士为知己者死”，捨命报恩！
壮士们的“知己”是至真至诚、肝胆相照的刎颈之交吗？！
27-0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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