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按时序之前后，《史记》 四大刺客为春秋的专诸、豫让及战国的聂政和荆轲。
他们的历史身影高耸入云，光芒璀璨，千年不灭。
四大刺客享有太多华丽的谬贊，其实他们全都自缚于尊卑贵贱极化的社会身分歧视链，政治权贵一屈尊降贵地 “抬举”，他们太受宠若惊，把对方当成恩重如山的知已，孰不知在尊卑贵贱的不平等契约下，对方在极致利用，自己却连死都可以，不报答做鬼也愧疚！
伟大刺客的共同信条是“士为知已者死”：谁真正了解我、信用我、赏识我、器重我、有恩于我，我以命相报！
以聂政为例──
聂政刺杀韩相侠累（韩傀），纯为报答严仲子（严遂）；
报答的方式就是替严仲子报仇；
报仇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的命豁出去，换取韩相侠累一命。
關鍵在於，报答和报仇往往不是一命換一命，聂政的姐姐聂荌搭上命陪葬，否則，聂政死得像個不知名的賊子。
两千多年来，聂政被赞颂为“士为知已者死”，荆轲、专诸及豫让都是。
荆轲的知己是燕国的太子丹，专诸的知己是吴国的公子光，也就是后来的吴王阖闾，即夫差的父亲；至于豫让，他以一死明志，报答晋国四卿（智氏、赵氏、韩氏、魏氏四卿）大夫之一的智伯：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
国士就是杰出的人才。
在豫让眼中，别的老板视我为庸才一个，智伯却视我为人才，士为知己者死，智伯如此赏识我，我必须为他报仇而死，这样做鬼也才不愧疚。
豫让是智伯死后，主动为知己报仇，仇他报不了，自刎而死。
荆轲、专诸俩的情况酷似聂政，对他们，“知己了解我、信用我、赏识我、器重我、有恩于我，我誓以命相报！”却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谬误。
严仲子、太子丹、公子光都有尊贵社会地位，是掌握权势和资源的政客，他们之所以屈尊降贵，前提只有两个字：利用！
屈尊降贵是政治身段，一开始就有利己主义至上的政治议程。
当权势的配置决定了身分，社会身分也同样决定了权势的配置；当身分以尊卑贵贱作划分区别，位高权重就是受崇拜的尊贵者，优渥资源在手就是被仰慕的尊贵者，在权力和财富前面，在尊贵身分与地位的面前，低下阶段的小民倍感卑贱，受宠若惊之馀，唯上是尊、唯命是从，甚至“士为知已者死”！
身分极化的社会，尊卑贵贱若发生交滙，不管是“高攀”还是“抬举”，根本很难缔结所谓平等的契约，拥有尊贵身分者若屈尊降贵，往往是为了寻找所缺的那些资源来配置，一般上是特定用途的利用手段，是需要，别太片面去奢望他们把棋子当作肝胆相照的刎颈之交。
严仲子是一个诸侯国的卿相，他把屠夫聂政当作至真至诚的知已吗？
《史记·刺客列传》说，严仲子这个人堪称精通识人，才能够赢得如此贤士啊！
言下之意是，这个政客厉害，完全看准聂政！
严仲子本是韩国大夫，指使聂政去剌杀的宰相侠累跟他有宦海恩怨，是纯粹的权力竞逐交锋的瓜葛，是争宠于国君失势的私人仇恨，不含国仇家恨，跟江山社稷没半毛钱的关係！
这样的刺杀严仲子其实也该衡量，他的私人仇恨跟聂政的性命孰轻孰重，聂政自己懵然不知，杀侠累到底正不正确？值不值得？
宰相侠累当时为韩国推行政治改革，包括贬除狡诈奸滑之佞臣，在整饬吏治上取得一些扬清激浊的成效……聂政并未替天行道，能不愚昧造孽，已是万幸！
别说那是年湮代远的愚昧，尊卑贵贱的社会意识今仍在，狡诈的政客更是厉害极了，汲汲营营地追求好日子的庶民，切忌一厢情愿地豁出去，陷在谬误而不自觉。
23-02-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