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说：“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伟大活动可以使历史起很大的变化。”能够留名青史，是因为和广大民众有深刻的接触。当野蛮的日军侵华时，陈嘉庚号召南洋3千200名热血青年义无反顾踏上征途，成立“南侨机工”到滇缅公路，兼负起抗日运输队的尖兵。

“南侨机工”当时的地位鲜明，洋溢着少壮青年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慨。但战乱期间档案丢失，随后滞留中国的机工在文革期间又无辜遭到迫害，只因为是他们有资本主义背景，抗战时期又得到国民党军队的资助。无论是在马来西亚、中国、香港或台湾的历史书写，都找不到他们的位子。种种错置，让这段零落的历史拼凑得不完全。

早期仅有少数人，如陈共存等强调南侨机工的贡献。我是在1993年参与首相马哈迪第二次访华的代表团官方行程后，到云南与“云南昆明南侨机工联谊会”接触，初次见到时任主席杨宝华和副主席王亚六。此后，每到云南我都带着黑狗啤酒与机工们聚餐，每次都有一两桌人。

我曾以“马中友好协会”作为主办方，分别于1995年组织“荣归之旅”和1999年筹办“99云南友好”之旅。“荣归之旅”安排16位幸存者56年后重踏马来西亚国土，办图片展和讲座，引起很大的社会回响。“99云南友好”号召到300多位来自马、新、中国成员组成代表团，联同19名南侨机工及家属参加“赤子功勋”纪念碑追悼大会和南侨风（诗歌舞）晚会。那是南侨机工服务60周年纪念，当时年龄最大的机工94岁，最年轻的82岁。我谨希望这些活动能够抚慰这一群长辈的心灵。

2010年我们觉得筹办“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会”的时机已经日渐成熟。我捐出10万元予陈氏书院作为启动费。2011年隆雪华堂二战历史研究会的陈松青跟我谈起主办“四驱万里行――重走南侨机工滇缅路”，我义不容辞给予支持。我们在有历史渊源的怡和轩举行挥旗礼。而后陈友信和我一起到云南出席会议，我当时表达有决心把这个基金设立起来。之后，华总前会长丹斯里林玉唐也同意成为百万基金会发起人，并决定在隆雪中华大会堂设立“陈嘉庚历史文物纪念馆”，让年轻一代缅怀及学习先贤的爱国情操。成立后得到理事和华社的支持，积极筹办活动,如：精神奖、常识比赛等，在本地推广“嘉庚精神”。

转眼间，南侨机工有80年历史。我尽力为上一辈历史做交待。2016年廿一世纪出版社编辑《南侨机工英明录》，我的太太己故陈秀英女士赞助出版经费。随着重编的《悲与壮：我们的英雄父辈南侨机工》的再版，希望先辈们的付出能够获得应有的回响，这也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壮哉！南侨机工先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