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思想家荀子在2300年前以“性本恶”剖析人性，戮穿人性既恶又利己的本质，须靠后天的教化，并不可能生而自善。

教化如同驯兽，在规范内换取满足最大化利益，“利益”是诱因， “利己”才是为奋进目标及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荀子是绝对的务实主义者，一般儒家把君子的道德人格捧得非常高，起码集智、仁、勇（后来延伸到仁、义、礼、智、信）于一身；虽然荀子也是大师级的儒学学者，但在人性的问题上，他不吃这一套，很不客气去捅破君子的窗户纸：“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

对荀子来说，君子也好，小人也好，两者先天的本质没差，之所以不同是后天的因素，特别是环境及修持不同所产生的差异。

荀子比同时代的儒家宗师级人物孟子（后人把孟子跟孔子合称为“孔孟”，地位之高，可想而知）年长，孟子是“性本善”导师，招惹荀子的批评与驳斥。

一边是“人之初，性本善”，另一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荀子被当作的“性恶论”的倡议者、鼓吹者，受到强烈反扑和诋毁……君子们对他吃不消，感觉他也非常看不惯、瞧不起儒士（儒生）俱乐部的酸腐迂顽，什么“澡身而浴德”，浮夸造作，满口礼仪廉耻，互相酬唱追捧，沽名钓誉，虚伪狡诈……个个都号称是君子。

或是有感而发，荀子的确如此批判过他眼中的“小人”：自己极其昏乱，却还憎恨别人对自己的责备；自己极其无能，却要别人说自己贤能；自己的心地像虎、狼，行为像禽兽，却又恨别人指出其罪恶；对阿谀奉承自己的就亲近，对规劝自己改正错误的就疏远，把善良正直的话当作对自己的讥笑，把极端忠诚的行为看成是对自己的戕害，这样的人即使想不灭亡，可能么？

不管怎样，荀子的“性恶论”并非主张或倡扬性恶万岁、利己万岁。他从未鼓吹利己可以泯灭一切来损人，而是要将之疏导及规范起来。

利己不损人不只不可耻，而且还得受尊重，关键在于，能够做到利己不损人吗？

康熙时代有位儒家思想家颜元曾对“利己”作出辩护，他彷彿针对假道学伪君子质问道：“欲之不存，性将安附？”

后来也有一位英国哲学家斯宾塞说，在人的行为的进化中，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会逐渐趋于一致，满足自己需要的个人行为同时将有助于满足社会的需要，利他主义的动机也将逐渐胜过利己主义的动机，从而使社会上各种利益原本可能对立的人们和谐相处，削弱和消除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

很多西方经济学者认同上面的见解，很多主流经济学都以人性的“利己”作为论述基础，人逐利之本性会推动经济的发展；人维护自身利益之需要会推动社会进步，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必须见到他人也得益，必需学习尊重其他社会成员，以在现实中跟他人相处，学会互助互利……这里面存在着价值规律的链结效应，一隻看不见的手。

如果抽离“利己”，假设不存在个人私利的动机，就肯定就很难洐生“主观为己，客观为人”的经济行为，无从让市场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实践。

当下很多孬种政客太浑蛋，恰恰以“性本恶” 和“利己”的虚壳来片面当作为幌子，蓄意歪曲集体经济社会的价值规律和互惠协调功能，把一切经济行为断定为零和对峙，坚信反合作博弈才是极终战局，那就表示任何一方的收获或所得，都必然是建立在损人的掠夺行为上，且将“性本恶” 和“利己”判为贸易逆差、经济景象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甚至是国民收入不均衡，贫富差距不缩小的原罪……以排他和憎恨製造陷阱，以打压少数社群的权利来博取多数社群的选票，以撕裂和分化来巩固政权，这些都是非常糟糕的领导灾难。

凡在共同经济体中，最高效的是利己利人，利人的结果也利己，既将自己利益最大化，也在遵循社会道德规范，公共契约的情况下，做到不损害社会其他成员，也不破坏社会和蔼，客观为人。只要在争取自己利益的同时顾及他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义，那么，这种发自利己的社会行为就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

没有政策诱因来驱动最多国民发展，给予公平机会，一起在利益更大化的板块上扩大蛋糕，何来繁荣供共享？

22-10-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