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得起毁誉得失的担当才叫偉大

谁会想到堂堂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跟中国民营华为企业的总裁任正非扛上,还企图用司法绑架他大女儿孟晚舟?谁会想到美国软硬兼施,强拉盟国,企图向华为打“八国联军”围堵战?

几天前,任正非在接受BBC独家专访时提到他草创华为其实也被逼于当时的形势。他是一名南漂向深圳打过几年工的转业前军人。

没有邓小平的一切,也许中国至今还蹦不出这个任正非。

深圳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最前沿的经济特区,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这第一个经济特区……如果没有这个崛为世界一线城市的深圳,能有今天的华为和任正非吗?不管怎样,根据任正非的说法,是邓小平所开创的时代变化把他推到走向华为自强不息,做强做大之路。

晋入第二阶段,改革开放进程进一步加快,邓小平一方面把经济开放区增加(1985年,第一批14个沿海港口城市被批对外开放),此时,城市改革跟国企改革一起抓,同时又决定通过大裁军,把军事跟经济的改革、建设作宏观衔接,事实上,也要跟崭新时代的国际形势接轨。

任正非在访谈中的讲话既道出邓小平裁军及开放经济的大胆识、大智慧,也揭露了当时的晦暗和风险,充满不确定性的诡异变数。

任正非這麼說:我认为,最初创立华为时是中国开始开放改革,邓小平认为中国军队的人数太多,大裁军,我们是整体整建制的几十万人、上百万人被裁掉,裁掉以后要转到地方来工作。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不是我们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连中央领导也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邓小平理论叫“摸着石头过河”,但是这个“河”摸不好,就掉到“水”里被淹死了。我们那时候走上市场以后,不知道市场是什么,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事,实际上就是走到了一种完全不容易很能生存的时候。

年纪大了,邓小平做得越多越急,而且挑最难做,最不可能的任务来带头做……

“刚好我这个人的性格又是一种比较激进的性格,我就走到深圳这个地方。深圳正是市场开放的前沿,市场化程度比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都快。我一个完全是在军队裡面工作、完全服从命令的人突然在市场经济来进行货物的交付运作时,我是非常不熟悉的,所以我也吃过亏、上过当、栽过跟头。但是这时我还得爬起来,因为还有老婆、孩子要生存,我要养活他们。所以,那时候想是不是可以创业做一个小公司。创业的资本大概2.1万人民币,相当于2000英镑,这2000英镑还不完全是我的,因为我的转业经费只有2000英镑的1/5左右,集资创立了华为公司。在那种时代,是时代把我们推到走向这条路。”

据记载,邓小平1984年就开始酝酿大裁军计划,且也放了话,准备著方案; 1985年在北京召开的一项会议上,他正式公告天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员100万!

邓小平只轻轻伸出一根手指头,就宣示了中国马上展开裁军100万!

说真的,除了邓小平,谁有如此磅礡的架势,恢宏的气魄?谁能伸出一根手指头就让世界看傻了眼,甚至被震呆了?

我们当下太习惯舌灿莲花、操弄权谋,自我约束在意识型态中搞分化的烂政客,对邓小平轻轻伸出一根手指头向世界宣布落实裁军的场景,还有改变国力的长远影响似乎太难以想像了。

邓小平毅然为人民解放军“消肿”,平均每4个拿军饷的就裁减一个,选择走精兵之路,实现军队现代化,把庞大军队的庞大赘肉拿掉,换取现代化军备。

邓小平的政策手段向来以务实见称,讲究科学验证,他轻轻伸出一根手指头,承担着“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我来得罪吧”、“即使战争爆发,我们也要消肿”的责任,这才是扛得起个人毁誉得失的伟大担当。

其时,他以80岁高龄领导,仍清晰看到中国非但保留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军队,同时也保留了一种源自封闭的安全感……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安全感恰恰就是最大的忧患和危机,他说:这么臃肿的机构,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

邓小平轻轻伸出一根手指头,就宣示中国裁军100万!

对领导政治而言,军队跟国有企业都是深藏极高风险,也能迸发极大杀力的两大块,箇中充斥种种意识形态的抗争、利害关係的冲突,可邓小平非但去动扛炮拿枪的军队,也去动官僚主义势力全盘操控的国有企业,利益输送的犬齿交错关係舖成天罗地网,他把政党“干部制度”归为国企问题“总病根”,并对症下药。

年纪大了,邓小平做得越多越急,而且挑最难做,最不可能的任务来带头做……历史永远赞叹,他并没落在自己意识形态的窠臼,没有紧抱着三度失去的权力而沉溺在政治执念,他不屑藉生命余晖掀起本来就嗜血的政治清算与恶斗,他没有君王昏聩症,也抗拒神化,他完全能跟世界大气候与形势变化共同呼吸。

没有邓小平的这一切,也许中国至今还蹦不出这个任正非。

25/0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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