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刚上路，步步为营！

砂拉越文化研究学会副主席蔡文铎律师认为，希盟新政当下摆在行动议程前端的“打贪”因具超越种族与宗教框框的普世价值观，争议和分歧不大，未来把手伸入政治与经济深处时，即会触及敏感地带，情况就不一样了。

“不要忘了我国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一些改革可能会触碰敏感的种族神经线而被极端份子有机可乘，炒作成为种族课题，再加上在野的势力仍不容小觑，任何改革议程都必须步步为营地谨慎推行……”

也是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央理事及法律组主任的蔡文铎表示，人民不能对这次的政权轮替所带来的改革过于乐观，毕竟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

“欲想在短期内铲除体制内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腐败文化谈何容易……而老百姓也不可妄想通过这一次的政权轮替就可以全面地把过去前朝政府所累积的体制弊端都改正过来，若是太急于求成，恐怕失望更大。”

他也提出，政党人士与公众舆论对“政治公义”因时而异，持有双重标准，509后国阵议员往希盟跳槽或转向支持希盟竟然没有激起民间太大的反应，也未受“激烈”的谴责。

“严格说来，无论是从哪一个阵营投向敌对阵营都是无法被接受的，不应持有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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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铎律师：我国政治体系的缺陷（下）}

 （三）政治青蛙违背民意，制造政治纷争，引发宪制危机

“政治青蛙”成为第14届全国大选后的一个熟悉的政治用词，通常是指政治人物为了更换立场或个人利益而跳槽至其他政党。虽然“政治青蛙”无法左右联邦政权，但却在两三个州政权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我国的选举制度下，获得超过半数议席的政党或政治联盟被赋予权力组织州政府，但若朝野议席非常接近，个别中选议员可能会选择改变党籍或改变阵营，此举将牵扯到州政权更动。其中就导致了沙巴国阵创下了最短命的州政府记录，国阵的慕沙阿曼在与第三势力的立新党合作不到一天，沙菲益宣布获得2名民统党和4名巫统中选议员的支持，并成功掌握35席多数议席执政，在5月12日晚上宣誓就任首长，闹出首长双胞事件。尽管慕沙坚持没有辞去首长职，甚至将有关事件带上法庭，但以目前的情势看来，似乎大势已去。

沙巴这次变天与1994年的政权更替一样，决定变天的最后关键是变节的中选议员，扭曲了民主的原则与宪法程序与精神，我们必须谴责这种挑衅文化，因为它将是民主发展的绊脚石。谈起政治青蛙，近年来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2009年当时霹雳州因3名议员跳槽国阵导致民联政府倒台。这起事件曾被形容为历史污点，也让人民痛恨不已，怒气久久不能平复。本届大选霹雳州出现悬峙议会的窘境，2名同样是来自巫统议员跳槽或支持希盟，成功让希盟执政霹雳州，让人不禁感叹“风水轮流转”！更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这次两名巫统州议员跳槽或支持希盟却没有激起民间太大的反应，也未受“激烈”的谴责。严格说来，无论是从哪一个阵营投向敌对阵营都是无法被接受的，不应持有双重标准。

 

在希盟稳稳执政的柔佛州政府，也有3名巫统的议员跳槽至希盟，让希盟州政府成功夺得州议会的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成为强势州政府，并足以在未来修改州宪法。柔州希盟的一位领袖在接受一家传媒专访时，曾针对此事发出其经典之言：「事情已发生，我们只能欣然接受」。若是如此宽宏大量，何以当年许月凤决心投向国阵而导致霹雳州民联政府倒台时，火箭的基层，上至中央高层却不能「欣然接受」，还发动连串的谴责呢？!

为了杜绝跳槽之风，当伊斯兰党在1990年夺回吉兰丹州政权后，它就在立法议会通过一条议案，凡议员跳槽必须举行补选。但在1992年的一宗官司案中，诺丁沙列的跳槽不受“反跳槽法令”的影响而保住其议员资格。最高法院也裁决了这个司法经典案例，即每个人包括议员都拥有法律的自由，议员虽然是人民代议士，但却不能遞夺他选择政党﹑组织﹑社团或公司的权利。而大法官也同时喻令州议会撤销此法令。这样的官司诉讼结果也给政治青蛙亮了绿灯。

最典型的还是1994年大选后沙巴团结党从25席微小两席多数议席保住政权，而国阵当时获得23席，尽管在较早时前沙巴立法议会有通过“反跳槽法令”，但当团结党议员跳槽至国阵后被起诉时，联邦法院裁定州法令不能生效，沙州政府无权阻止议员跳槽。

如此看来，在槟城州於2013年开始生效的《反跳槽法令》是否会因违反联邦宪法而最终被判无效仍存着许多变数。

希盟政府曾经是政治青蛙跳槽事件的受害者，也曾经大力谴责跳槽者，因此如今已当家做主，更应该树立好榜样，不要吸纳政治青蛙进入自己的联盟内，展现新的政治气象，扫除前期政府所遗留下来的弊端。

 

朝野政党更应联手推动修改宪法，制定有效的反跳槽法令，目的就是要民选代议士必须对人民所作出的承诺负起责任。

（四）主流媒体的偏袒与失责

 

无可否认的，一些主流媒体特别是由巫统或国阵控制的马来报，报导失去中立性，不公正，并有所偏袒，不但偶尔会诋毁敌对阵营与其领袖，有时甚至尝试煽动狭隘的种族情绪，目的是要激起马来民族对敌对政党与其领袖的怨气。

事实上，当有关媒体失去对时事课题评论的客观与中立性，读者对它的信任度也逐渐下降，最终将导致报份大跌。在2010年3月，当时身为公正党副主席的阿兹敏阿里曾透露，《马来西亚前锋报》的报份已经从30万份跌至7万份，显示读者已不相信此报的报导，转向新媒体获取资讯。

 

当媒体失去对政府的批判，甚至一味地“粉饰太平”，让政府无法确实地感受民间的怨气与不满，当民心已渐行渐远时，当权者已经失去理性的判断，继续沉醉在美丽的谎言中，最终暗流汹涌而断送江山。

一些传统式主流媒体也没有善尽责任，当一马公司丑闻的雪球越滚越大时，媒体并没有严厉的批评，也可能因为害怕得罪当权者，只选择片面报导，没有坚持言论自由而追根究底，结果读者抛弃了传统的主流媒体，而寻求社交媒体作为真实的新闻来源。当社交媒体做出了似是而非的报导时，这对政府的杀伤力是超乎想像的，也因为政府不敢面对事实，选择掩饰，执政联盟成员也避而不谈有关课题，问责的功能失灵，媒体无法有效地扮演第四权的角色，发挥其应有的监督功能，最终让反对党捡到了一个大便宜，成功地改朝换代！

更令人不解的是，即使选举结果已尘埃落定，前锋报的编辑似乎仍然不愿接受敦马哈迪领导的希盟政府。最近，前锋报借着敦马委任汤米汤姆斯为总检察长一事上大作文章，以非马来人及非穆斯林出任该职将损害马来人和伊斯兰教为由，煽动人民恐惧和异议。它的前总编辑丹斯里再努丁和丹斯里佐汉嘉化也看不下去了，他俩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指前锋报被视为巫统或国阵在大选惨败的根源之一。他们提醒该报的编辑人员必须适应社会动态以及政治格局转变，切勿作茧自缚。前锋报如今陷入充满偏见的境地，他们玩弄种族情绪，藉此表达种族主义立场，这对多元种族国家而言是不利的。在第14届大选中，这种立场引起人民，特别是思想中庸的马来人之不满。

远景研究中心(CENBET)在今年2月进行的一项千人民调显示，在8大公共机构中，国人普遍认同公共机构维持独立的重要性，并认为联邦政府﹑政治人物﹑主流媒体﹑市议会的诚信度偏低，个别有48%，45%，44%以及41%的国人对这4个公共机构投予不信任票。

我国新闻自由度每况愈下，根据世界无国界记者组织早前公布的2018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大马排在第145位，比去年的第144位稍降一个位置，这样的排名对一个奉行民主制度的国家而言确实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政府通过与政党有关联的企业控制媒体，造成有关媒体报导偏颇及失去应有客观立场，腐蚀了媒体所应扮演的监督角色。

如今我们已经迈入新的马来西亚，媒体需要自由及公正地报导朝野政党的新闻，同时把人民的回响与资讯，有效地传达给国家最高领导人。

自由及公正的媒体可能只是媒体的一小步，但却是民主前进的一大步。

公正党实权领袖拿督斯里安华於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更表示，我国应该以印尼的民主开放为借鉴，让媒体获得自由，并能够批判领导人，而非继续存有像巫统旧有的思想。

(五)资源分配不公与滥用体制打压对手

这次的选举结果是我国建国历史进程的一个分水岭，人民通过选票否决了国阵在历届大选使用的种族和宗教之偏激策略，甚至盛传将可使国阵保住政权，并重夺三分之二国会议席优势的重划选区的招数也魂身乏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向来鼓吹”发展政治”的宣传手段已不再受落，即使在一些基本设施相对落后的乡村选区也无法打动选民的芳心。在过去，在朝政府要胁选民，若是投票给反对党，选区将不会获得拨款，这种打压在一定的程度上会影响那些极需要发展建设之偏远乡区选民的投票倾向，造成资源贫乏的反对党很难在乡区取得突破。当然，国阵的这种做法引起选民更加反感，也招惹反对党的批评，他们认为这是惩罚选民的一种不民主做法，国阵愈边缘化这些选民，它就更不得民心，导致积怨愈深而一直无法赢回这些战败的选区，特别是座落在城市的选区。

 

希盟这次成功入主布城，他们原本也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希盟政府为了展现新的气象，它已宣布将开始为反对党议员提供发展拨款及办公室津贴，尽管如此，因为执政党议员将获得每年总额七十万令吉的拨款，而反对党议员只将获得三十万令吉，此举也备受浄选盟及魏家祥等的批评。这项新政策确实为我国的民主政治带来改变，但我们相信希盟可以做得更好，让朝野议员都能获得一视同仁的对待，并获得相同款额的拨款。

此外，前朝政府通过行政单位如反贪污委员会，警方及国内税务局等向敌对阵营的领袖或支持者施压，以打击反对党的士气。

亚航集团首席执行员丹斯里东尼费南达斯也控诉，他是受到国阵政府的巨大压力，才在大选前公开支持首相纳吉领导的国阵政府。马哈迪在大选前也曾谴责国阵采取追税的手段，阻止商家资助反对党。反对党领袖如安华，林冠英，拉菲兹，蔡添强，郭素沁及张健仁等先后受提控，更被反对党控诉为“选择性”提控，而倪可敏目前更披露在过去几年，他先后13次被警方召见录口供，甚至住家办公室也受搜查，他更讽刺地说，希盟执政中央后最令他开心的一件事就是他今后再也不会受到警方的骚扰了。

一些备受瞩目的案件，如一马公司舞弊案，赵明福案件以及蒙古女郎事件等，也在执法机关的阻扰下，全被扫进地毯下，特别是赵明福案件，尽管皇家调查委员会已经清楚列明了3名涉案官员需为赵明福的死负责，但是警方不断以此案还在调查中而推搪，一直都未采取任何逮捕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首相於最近宣布的内阁已同意指示警方重新开档调查赵明福与蒙古女郎案件，希望涉案者能尽早被绳之于法。

就如星报董事经理拿督斯里黄振威不久前在其社论中指出，如果新政府需要对一个机构进行彻底改革，那无疑就是臭名昭著的国家干训局(BTN)。尽管当初成立国家干训局的目标乃是要培养马来西亚人的爱国主义，栽培他们成为在思想，情感和精神上面面俱到的未来领导者，以支持国家发展的努力，但时过境迁，国家干训局如今已经变相成为一个训练民族仇恨的机器。相信许多马来西亚人都不会忘记，其副总监哈敏胡先于2010年9月在一场与巫统女青团的对话中以“单眼皮”和“酒鬼”等字眼来形容华裔与印裔，但事件曝光引发争议后却未见当局有任何纪律行动或整顿计划，它仍然保持原状继续运作，并且得到更多的拨款。从80年代只有2000万令吉的财政预算，到了90年代激增10倍，高达2亿令吉，2000年后，国家干训局的财政预算数额又翻倍，达5.5亿令吉;2010年到2015年，它获得大约3.65亿令吉的拨款总额。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希盟政府在保留或者废除国家干训局的课题上仍抓摸不定，显示希盟政府还不确定是否会落实其竞选承诺（第28项）。如果希盟政府欲认真落实体制改革，除非将之彻底改革并加以整顿，以它目前通过散播种族和宗教仇恨的教学大纲继续操作，它将会是荼毒学员思想的毒瘤，也将成为国民团结的绊脚石。

除此之外，执政党也操控权力委任法定机构成员以及官联公司的董事，一些时候，这些职位甚至被视为“政治奖赏”，安抚一些失意或退休政治人物，领取数以百万计的年薪，这些待遇往往不符合市场标准，甚至有损国家利益。还有，通过官联公司的交易项目或溅卖政府土地让朋党从中受惠，造成国家财务损失。

 

为了让反贪污委员会能更有效地对付贪官，政府有必要修改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以更低的检控标准对付滥权的贪官，特别是许多狡猾的贪官很巧妙地避开会议，由副手或其他官员做决策，即使有关决定惠及朋党或家族成员，但因为涉嫌贪污的高官故意避开参予会议或做决策，在目前的检控标准下很难将这种贪官以滥权罪名将他绳之于法。

希望在希盟执政下，这一切政治打压，滥权以及肮脏手段都可以终结，为国家带来新气息！

值得一提的是，希盟政府在最新一轮的体制改革中，涉及多个原本隶属首相署的政府机构如人权委员会﹑选委会﹑反贪会﹑总稽查署﹑公共服务委员会﹑教育服务委员会﹑司法委任委员会及检察署(Public Prosecutor’s Office)等9个单位将会脱离行政权的管辖，直接向国会负责，这是建立健全体制的重要一步。

除了体制改革，第14届国会选举造就的政权轮替也对在体制内的公务员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讯息。公务员必须安份守己，紧守岗位依治行事，他们效忠的是国家与元首，而不是与腐败的领导狼狈为奸，仗势欺人，出卖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当在朝政府失势时，这类滥权而不守法纪的公务员最终也会付上被革职或打入冷宫的惨痛代价。

当然，人民不能对这次的政权轮替所带来的改革过於乐观，毕竟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欲想在短期内铲除体制内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腐败文化谈何容易，不要忘了我国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一些改革可能会触碰敏感的种族神经线而被极端份子有机可乘，炒作成为种族课题，再加上在野的势力仍不容小觑，任何改革议程都必须步步为营地谨慎推行，而老百姓也不可妄想通过这一次的政权轮替就可以全面地把过去前朝政府所累积的体制弊端都改正过来，若是太急於求成，恐怕失望更大。尽管如此，和许多国民一样，我仍然默默期许，新政府可以为我们带来新希望，让我们共同建立一个新的马来西亚！

 

（蔡文铎律师是砂拉越文化研究学会副主席，他在7月14日于该学会主办首场“国事论坛”主讲《我国政治体制的缺陷》）